像自由一样轻

在豆瓣上，遇到了久未联系的一位朋友，于是加了MSN。他在博客上的名字，叫死囚。以前，我喜欢叫他“幻梦，或一次行走”，那是他一首诗的名字。两年前写了首诗送他，叫《相遇》，那时我们好像都活得狼狈不堪。

他的那些诗歌，我印象最深的，是《相对》。不知从相对到相遇，是否隔着1300多公里，就像西安到天津这么远。

可后来他的博客关了，去了几次，都吃了闭门羹。比起对得知朋友近况的渴望，我更想读到他的诗。你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可知是为什么？知道的，便无需解释，不知道的，即便我说了也不会理解。

读本科的时候，他喜欢口语、民间一派的诗歌，我仅仅喜欢朦胧诗。我对前者的理解，多来自死囚老兄。这次聊天，问他近来是否还像以前那样，经常写诗。他说，一年多没写了，写不出来。我说，那时候不喜欢口语诗歌，后来我喜欢了，你却不写了。不知道他看到MSN上蹦出的这句话，是否能听出我的悲伤。

他发来几首一年多以前写的诗，我最喜欢《电话之二》，于是便转贴在博客上。那句“力——不——从——心”，让我很难过。因为他，也因为我自己。

死囚以前博客上的那些诗，我都认真读过，不喜欢的比喜欢的多。不仅是他，几乎每位诗人的败笔都比杰作要多得多。如今，时隔多年，我还能记起其中的一些句子。然而也只是一些碎片，就像是所有的记忆，都是一些碎片。博客关闭了，此时想去重温朋友的那些诗和岁月，却遥不可及。

说实话，我喜欢口语诗歌（或曰民间派诗歌），更多是欣赏其中一些诗人的生存状态。譬如韩东，譬如朵渔。顺便说一句，尽管我不大喜欢沈浩波，但他对于坚以及中国文人的批评，却十分欣赏。记得去年他在NK一次官方的诗歌朗诵会上，读了《西安为证》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第十一节。后来读到全诗，还是更喜欢第四节（但是“汉奸”一词用得不好）。

韩东也好，朵渔也罢，虽然有着那么多的不同，但是面对生存与自由的选择，他们都选择了后者。即使穷困潦倒，态度也是那么决绝。一位先生曾经说过，自由，是要付出生存上的代价的（大意如此）。只有得到与失去之后，才能深深体味到这句话的含义。有时候，在生存上妥协多少，自由便会失去多少。

关于这点，几天前和友人翟君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他不喜欢那句“他们打我，骂我，让我吞下\体制的碎玻璃，妈妈，您别难过”中的“体制的碎玻璃”一词。争论到最后，我隔着阳台与厕所之间那块玻璃问他：我们都是不愿意在世俗面前“装孙子”的人，为何要如此苛责？

相识两年，与翟君因为大大小小的问题争论过多次，每至面红耳赤方休。有时词穷，我总会在最后加上一句：“我还是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但往往他“拂袖而去”之后，我又产生一些新想法，便立即杀回他的宿舍，穷追猛打。交战几百回合，大体上，我“胜少负多”，他一次又一次怒目金刚的诘问，也许当时我不以为然，实际却受惠颇多。朋友的有些话我会很重视，过后要反复地思考。

记得我们有几次争得最激烈的，可能是关于对余杰、李劼、王小波还有钱锺书等诸位先生的看法上。或许还有几次对自由、生命之类比较形而上的话题，或许还有对某些电影或导演的评价，或许还有对一些世俗上人事的看法，记不清了。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到外面散步，后来走得累了，便坐在一座宿舍类附近的长亭里聊天。不知那晚聊了些什么，直到一个女生冲着窗户吼道：“小声点，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我们掏出手机一看，已经半夜一点了。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死囚坐在校园的马路边，抽着烟，喝着啤酒，听着摇滚乐，一副耳机插进了两个人的耳朵。就那么一直坐着，聊到宿舍关门之前才回去。刚到宿舍，收到死囚的短信：“哥们，烟抽多了，晕得很，睡不着。”

翟君却是个烟酒不沾的“正人君子”，然而我们聊天的时候，随便几句话，就能抵达酒过三巡之后的状态。大概因为彼此之间没有那堵墙，用不着借酒精推倒它。有次我跟他说，你看咱俩如此多分歧，不过真要是所有看法都一致，也没什么意思了。还有一次，他跟我说，人最大的悲哀不是与其他人的隔膜，而是朋友心灵深处的距离。这两句话，其实是一样的。

本来，想等毕业之后，做一篇《翟君逸史》。今天提起死囚，便想到了翟君。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便是将我那本林贤治编的《自由诗篇》长期霸占。我那么多书，他们偏偏挑中了这本——或许是我最牛X的朋友，都爱诗歌。


附：沈浩波的《西安为证》

4

我还没看到大雁塔
迎面而来的
就是如同一张大网般张开的体制
我的女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烦那些体制里的人
我能告诉她什么？

这里就在延安之南
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言犹在耳
没有几个人能从这网里逃生
那些当年先锋过的
文艺青年过的
留过长发的
被这里的黄土裹巴裹巴
一头埋进体制的坟

吾中国之文人
不过是一截截死灰般的魂

还用多讲西安吗
就在去年
一个名叫“于坚”的诗人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作代会
今年就获得了政府颁发的“鲁迅文学奖”

这个自以为长得像酋长
梦想当水手的老家伙
露出了一颗汉奸的心

何处黄土不埋人
中国这片土地
专埋文人的魂

我要求她别说话
只是安静地听我哭会儿就好了
多年来压抑的情绪
彷徨与误解，工作，质疑友谊
力不从心，力不
从心。
力
不
从
心

而一分钟后
她也开始了抽泣
两分钟后
盖过了我的声音
五分钟后
我开门下楼
汇进街上热闹的人群中
把电话
孤独地留在了
房间里

十五年前那个
雷雨交加的夜晚
你从楼顶轻轻跃下
回到婴儿之前

在遥远的地方，是否
有一个人，正注视着
你瘦弱的身躯
被风吹落

雨水洗不净
这个世界的尘土
正如你无法
普度芸芸众生

你来到世上
只不过是
看看这里的黑暗
像一个婴儿
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

几年前看过李敖在北大演讲的视频，前一阵，又在宿舍重新陪同学看了一遍。我对李敖的看法一如几年前对他的印象：口才极佳，嘴里如抹了油，然而说到严肃的事，却只会兜圈子。把蹲过大狱当作资本的李敖，在某些事上却显得极为世故，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该说的话说到什么程度，拿捏得恰到好处，分毫不差。李敖是聪明的，抚摸老虎屁股的时候，看似洒脱，实际上早已把力道算好。

不禁想起其他几位先生。二十年间，有多少事情可以发生？如今有的去国十载有余，有的再次身陷囹圄。惟有，心底默默祝福。

有时候不禁想，如果鲁迅活在今世会如何？如果周作人活在今世会如何？如果胡适活在今世又会如何？鲁迅还会在东躲西藏中曲折地喊出自己的声音么？周作人是不是依旧选择苦住？胡适还有耐心提倡好政府主义么？

在宿舍楼下等宝宝的时候，看到两个人从车上抬下一台旧冰箱，念叨着：先在外面放一夜，冻冻那些蟑螂。之后就走了。宿舍楼值班室的阿姨时不时出来一次，拿着喷壶朝那个冰箱喷着什么。

站在那，外面的风冻得我瑟瑟发抖。现在确是冬季了，我却还穿着布鞋。等了一会儿，宝宝还没有下来，却见一个小虫子在墙根下慢慢地爬。它就是蟑螂么？瘦瘦的身体缓缓地移动。又过了一会儿，试着往墙上爬，但几次努力都没有成功，每次都摔了下来，直到有次摔得背部朝地。它仰着身子，纤细的腿挣扎着移动，可是却离墙根越来越远了。尽管有些怕它，但还是从不远处找来一片落叶，轻轻将它身子翻了过来。

这只小虫再次往墙根爬去。然而它终于没有爬到墙上，只得沿着墙根徘徊。远处还有几只和它相似模样的小虫，默默地爬着。你们千万不要爬进楼里啊，他们会踩你们的。心里默念到。但是，你们又如何度过一个又一个无尽的长夜呢？

今日读到丁东先生的一篇文章，写得甚是畅快。面对如今的学术状况，唯有苦笑。 一位先生告诉我，眼开眼闭，走自己的路。

注：文中×××系博客网站屏蔽掉，原本：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98390

【转】当今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

丁东

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吴迪说，不想在猪圈里生活。但中国学术界大有猪圈化的趋势。许多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痛心疾首。我想围绕发生这种现象的制度原因，谈三点意见，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

A，谈谈当代中国学术生态变化的基本轨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生态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其特点是结束了民国时代学术相对独立的体制，建立了以党治学，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无上权威的体制。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要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在他当政期间，实现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基本上是独尊毛术的局面。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中国的学者，不但不允许有独立的政治立场，也失去了自主的谋生手段，失去了自由思想的空间。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第二个阶段，从毛泽东去世，到1989年，中国学术出现了一次中兴。平反冤假错案，使知识界走出恐惧。真理标准讨论，让学人开始挣脱对领导人的思想依附。八十年代虽然反反复复，一年松一年紧，但学术界总体上是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与人类文明的主流接轨。谁挨批谁受同情谁光荣。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比如走向未来学派。

第三个阶段是1989年以后，学术生态再次恶化。当时，社科院一些人担心被解散。多数学者哭穷。李鹏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影响力。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控制，保持了与毛泽东时代的一脉相承性，又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特点。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以杀威棒为主，九十年代以来则是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政治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政治通过经济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

近十几年，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官员）、经济精英（老板）、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阶层联手分赃的格局。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八十年代曾经出现的小中兴，已经成了远去的风景。如浙江学者刘明说，中国学术界整体上不是土崩，而是鱼烂。表现光鲜，里头腐烂发臭。我们讨论的学术界猪圈化，就是鱼烂的另一种说法。

B，谈谈当今学术体制的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以官治学，权力本位。以官治学就是由国家行政机构掌控学术资源，如学术机构的设立权、人事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书刊的出版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学位的设置权和授予权，无不由官方牢牢掌握。

经费包括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社科基金项目。这些项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导向。什么邓小平思想研究、三个代表研究、科学发展观研究，只要你顺着来，大笔给钱。

有一些项目，拨款量巨大，比如清史工程十几个亿。承担其中的一本书，就给八十万，让一般学者在丰厚的利益面前，无法拒绝。

一些文史哲学科，本来以个人研究为特点，也设立巨无霸式的项目。

官方掌控的职务和头衔包括院士、学部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津贴、博导等。行政职务包括校长、院长、处长、系主任、所长等。

以院士和学部委员为例做一点分析。

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评选是货真价实的。一九五五年学部委员的评委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留在大陆的院士像顾颉刚、周鲠生、钱端升、陈达被排斥在外，党内的意识形态的高官却选进来好几个。但总的来说，多数还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一九八0年恢复学部委员时，社会风气比较好，多数新当选者有真才实学。到了九十年代，各种公关，各种交易，越来越多。两院院士中已经开始出现丑闻。中国社科院评学部委员是最晚的，社会评价也是最低的。当选者基本上是副院长和所长。大所上两个，小所上一个，谁有权给谁。47个学部委员只有三个人不是官，两个人不是中共党员。何方说，95个荣誉委员，够格的超过三分之二。47个委员，够格的不足三分之一。有的人连一部像样的著作也拿不出来。郑也夫向社会学的委员叫板，你的水平在社科院社会所进不了前五名，北京社会学界进不了前十名。请你把代表作在网上公布出来。相反，由于政治原因，像李泽厚、冯兰瑞这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又被排斥在荣誉学部委员之外。

学术评价以权力为本位，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地方上人文社会科学评奖，裁判员兼任运动员的情况司空见惯。谁当评委会主任谁拿一等奖，谁当副主任谁拿二等奖，谁当评委谁拿三等奖。一般的学者为了得大奖，拿自己的项目主动找局长、校长、院长合作。过去大学教授很有面子，现在，教授都想做个院长处长，一般教授边缘化。

二是量化管理。这是以官治学的技术管理模式。对学术的摧残也是极其严重。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量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的平庸之作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要看收成，现在成了比谁播种多，甚至是播种计划的比赛。收成好坏反而没人问。更恶劣的影响是，那些无意申请基金项目的学者，被边缘化。项目活动家吃香，认真治学者反被冷落。

三是设租寻租，权钱交易。这是以官治学的直接后果。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

官员猎取在职博士学位，源于中共中央党校。谁给钱谁来读。

在职博士身为省市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

当今学术论文走向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

就是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研究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四是压制创新，劣胜优汰。

以胡罗卜为主，并不是不用杀威棒。对于不受胡罗卜诱惑，仍然发表独立见解的媒体和学者，仍然要用大棒。一个刊物，出卖版面，垃圾充斥，不会受到任何行政权力的干预。但是像《东方》、《方法》这样的杂志，学术思想水平再高，不跟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指挥棒转，也要把你封掉。

这就形成了一种劣胜优汰的逆向淘汰机制。

周叶中事件是一个标志，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保持学术良知的人们对行政和司法还寄予期望，觉得国家权力还会遵守学术的底线。这件事的结果是，被剽窃者败诉，剽窃者胜诉，报道真相的记者编辑受处分。国家权力公然为袒护学术不端的当事人，仅仅因为他进中南海给政治局讲过课，而被他剽窃的学者王天成坐过牢，不是自己人。这件丑闻发生的时间和韩国黄禹锡事件几乎同时。韩国政界学界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说明韩国的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中国官方公然包庇周叶中，说明中国的学术底线已经失守。再往后，那些拥有一官半职又要混迹于学界的人，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C，重建学术秩序和学术尊严有无可能？

面对现实，正直的学者感到无奈和悲观。原来，我们反省自己这一代，比起上两代，既缺国学根底，又缺西学知识。但我们从文革到知青到改革开放的经历，使我们毕竟还心存追求真理关怀社会的热情。我们经历过八十年代的学术中兴，心里还有一个参照，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现在的环境，已经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不复存在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是极其严重的。现在的青年人，学历越来越高，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研究生，但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本科化，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在这种格局下，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人才奇缺的时代，只要加快培养，几年就可改观。学位发滥了，职称评滥了，论著出滥了，大奖评滥了，很难推倒重来。重建学术尊严，比加快培养人才，要难得多。

我对依赖官方修复学术秩序不抱希望和幻想。因为现在的局面就是官方导向的结果。未来中国学术的希望在民间。我说的民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些被体制排斥在外的人，与体制内利益绝缘的人，他们在思考大问题，真问题。一种是指在体制内有公职，但保持独立人格，拒绝与当今学术浊流沆瀣一气的人。他们的著作，也许符合流行的论著规范，也许只是一些随笔、通信、笔记，但包含真知灼见。现在是真的假学术和假的真学术并存。官方认可的学院课题，表面规范做得很到家，但回避真问题，没有真创见。民间的文字，不讲外在的论文形式，直截了当讨论真问题，在非学术媒体乃至网络上传播，学院里却不承认是学术成果。民间学者应当靠自己的眼力，发现有真知灼见的文字，激浊扬清。我相信，流行的学术泡沫破灭以后，时间会像大浪淘沙，证明谁是真金。

近日读《爱似米兰》。先生将它比喻成疯狂地淘金。在《丽娃河》中，则是一场空前的大火。

快二十年过去了，这个国家又有什么改变呢？火着得更旺，人们甚至连淘金的热情也没了。

青年人忙着学习，忙着跳槽，忙着出国，忙着考各种证件，忙着沉浸于各样的娱乐呼应着时代。忙着活命。对，活命。像老年人一样，忙着活命。青年人学会了聪明，学会了世故，学会了游刃有余。不过是，为了活命。

在不得不沉默的时候，也只能读一读鲁迅先生的那篇文章。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为何我会如此冷漠。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网上带图片的新闻，甚至和友人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谈点别的,篮球、文学，或者哪怕是越来越热的天气。

为何我会如此冷漠。事情发生后的那么多天，除了给哥们打了个电话，便不再过问任何与那件事或者与死亡有关的一切。就那么坦然地过着每一天。读着索然无味的当代小说，想着比微积分还复杂的文艺理论，陶醉于越来越精准三分球技。。。

那天回到家里，母亲痛斥我的“小道消息”，说我的书白读了，弄得我很伤心。我明白他们，我明白。历史的阴影投在他们身上，他们心甘情愿地不肯越过雷池一步，像是合格的教徒。

中国是一个道德感很发达的国度。国难当前，任何言论或行为，稍有不慎都有可能被扣上难以摘去的帽子。当年梁实秋便被贴上“与抗战无关论”的标签，但他的原话仅仅是：“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未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道德话语对人的谋杀，在这个民族危机的时刻尤其多见。周作人先生背负的骂名依旧如故。

但我还是惊诧于自己的冷漠。刚才去摩罗先生的博客，看到先生转帖的帖子，心绪难平，于是想写点什么。我对自己的冷漠，或者有一种负罪感，或者没有。如果有的话，也与国家民族无关，与电视报道无关，与母亲的痛斥无关，与道德话语的压力无关。

骑着路过国美，见大幅广告上写着：每卖出一件中国红商品，国美捐出1元钱。惊诧之下，又见对面苏宁的标语：每卖出一件电器，苏宁捐出6元钱。

上课时，老师围绕着地震救灾大谈爱国主义教育，滔滔不绝，足有半小时之久。但听了半天，我还是不明白这两者有何关系。

QQ群上，一条又一条的群发信息，还时而有一些上纲上线给人戴帽子的口号。

睡前，一位同学推门而入，大谈赈灾晚会之感人，某人捐款之多寡。

我不打算怀疑他们的真诚。只是想静一会儿。

去年匆匆过完，像跑一样。发生了很多事，大多是可有可无的。

也许几年后会记起的，就是3月间在北京西站的月台上，不停地踱步，焦急地等待着南来的列车。还有一次次在课堂上，聆听XY先生和ZG先生的教诲。到了NK之后，发现它没有想象中的好。但有两位先生在，还能遇到几个有趣的同学，足矣。

站在图书馆里，面对着那些书，终于明白姐姐在毕业前为什么发出那样的感叹了。三年之后，也许我将再也无法进入这座图书馆，每想至此，总是很悲伤。

过去的一年也许又幼稚了不少。每次站在成熟的门槛上，总是摇摇头，再往后退几步。谈不上畏惧，或是不屑，只是很眷恋那种少年心气。

希望新的一年中所有人都好，无论是爱人、家人、朋友还是陌路人。尤其是祝爱人和几位朋友都能顺利通过考试。另外，也希望自己能读更多的书，有更多的思考。

希望日子能过得再慢一些，平淡一些，悠长一些。